中國教育史話

第六章 近代的教育（1840∼1922）

1840年，外國列強的大炮轟開了當時閉關自守的中國國門，把中國社會推向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出於救亡圖存的需要，也出於對中國傳統教育的深刻反省，一大批知識分子開始提倡向西方學習。教育經世觀念的變化、留學的浪潮、新式學校的建立、科舉制的廢除、學制的改革等等，構成了中國近代教育的主旋律。

一、教育發展背景的變化

從先秦以來，「嚴華夷之辨」就是中國古人固守不破的信念之一。由「處天之中」的自豪帶來對「夷」人的鄙視，也使得中國古人的教育經世觀念從來就沒有脫離自我中心的軌道。

然而「夷人」的炮火，卻沒有給泱泱大國的君民留下任何顏面，屈辱的條約，在炮火的威逼下陸續簽訂。面對這樣的情勢，從炮火中走過來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認真地把「夷務」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這當中，林則徐顯然是先鋒。為瞭解「夷情」，他主持編譯了《四洲志》、《各國律例》、《華事夷言》等著作。受此影響，1842年魏源作《海國圖志》、1848年徐繼畬作《瀛寰志略》，試圖讓人們通過瞭解地理來認識世界。不幸的是，這兩部著作在當時卻沒有獲得理應獲得的影響，倒是邊鄰的日本從中獲得了不少教益，從而加速了日本社會近代化的進程，數十年後，這個渾身浸透了中國文化影響的小國，就加入了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行列。

19世紀50年代，在腐朽的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再次經歷了一場巨大的陣痛。這場陣痛一方面來自內部的太平天國起義，另一方面來自英法再度發起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給予中國最後的封建王朝以沉重打擊，藐視君王、打倒孔孟的做法，對改變中國舊教育顯然具有促進意義。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則給中國舊教育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再次敲響了爭眼看世界的警鐘。所以，自19世紀60年代起，在統治階級內部，就開展了一場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一種在改變了的教育觀念指導下的新式學校，開始大量出現於中國教育史上。代表這一時期教育觀念之變化的就是「中體西用」之辨。

「中體西用」 全稱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舊學為體，新學為用」。通俗的意思是：以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之學為精神指導，而以西方的實用經濟之學為實現富強的手段。這一觀念，幾乎是那時中國官方和非官方知識階層的通識，並在經由張之洞的倡導之後，成為中國第一次學制改革的指導思想。

雖然「中體西用」的觀念仍把傳統的倫理思想作為主導內容，但它畢竟大量包容了對新教育的主張。並且，由於西學大量侵入中國傳統的教育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也使得人們更加廣泛地思考著全面改革教育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問題。

然而，55年（1840∼1894）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吶喊，在麻木的國民面前，顯得令人痛心的悲壯。1894年，經歷了明治維新而逐漸強盛起來的日本，直接將炮口指向了中國。茫茫黃海上三次痛苦的決戰，中國海軍顯示了充分的愛國主義和大無畏精神，至今仍讓人景仰不已。但血肉之軀畢竟不能替代利炮堅船，甲午海戰以中國海軍的毀滅為標誌，讓中國付出了《馬關條約》向日本割地賠款的沉重代價，並導致了外國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

面對這一切，中國的知識分子才真正意識到單純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並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政治的變革在讓中國走向富強之路上更具價值。在此同時，慘痛的戰爭，也開始把中國的民眾從沉睡中喚醒。其標誌，就是義和團運動。而中華民族的覺醒，首在知識分子的群體覺醒：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應試的18省舉人1300餘人，公車上書，要求拒和、遷都和變法。同年8月，康有為等人又在北京創立強學會，會員數千人，定期討論變法問題。在此之後，變法思想開始通過學會、學校、報紙等擴充到更大的知識的階層中。

1898年6月11日，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康有為等人開始實行變法。雖然100天後，這次運動因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而告失敗，但它依然展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獨立自主的富國強兵之路的努力。在變法的主張中，教育改革佔了極大部分，諸如：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開辦京師大學堂；改書院為學堂；等等。這些主張，在使中國教育走向現代化上具有重要意義。

1900年，八國聯軍殘酷地鎮壓了義和團運動，作為勾結帝國主義的報酬，清政府又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內憂外困的清政府，在萬般無奈中，不得不實行「新政」，並進行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學制改革。

數年後，腐朽的清政府在辛亥革命的起義中倒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開始按照一種新的思路構建當時的教育。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成立，並在不久之後，進行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二次學制改革。

五四運動時期，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新思潮湧入中國，為中國的知識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其中當時流行於歐美的一些教育理論（如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觀）也傳了進來。在這些新思想的推動下，1922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國的學制進行了第三次改革。

二、新式學校的發展

兩次鴉片戰爭的炮火，使得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頭腦清醒的成員開始冷靜地對待外國的一切。作為對戰爭失敗進行檢討的結果，這些人把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當做了拯救中國的唯一途徑。按照他們的想法，治國之道，首在自強，而當時最所急需的就是加強軍事，軍事的加強，又以製造軍事裝備為先。為此，精習西文，學習西方的「測算之學、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以及「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是尋求自強的必由之路。基於這種想法，他們主張籌辦洋務，建立新學堂，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派遣留學生出外留學。風聲所向，一大批以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為中心內容的新式學校，開始出現於古老的中國大地上。

從既成的歷史看，這批學校大體可以歸納為三種類型，即：外國語學校、軍事學校、實業和技術學校。其基本情況可見於下表：  

1894年的甲午海戰，給洋務教育的成就進行了一次總結。雖然在此之後，過去經理洋務的人也還在辦著學校，但從整體上說，洋務教育以它在事實上的失敗，提醒人們要把教育改革的眼光放得更遠些：技術的習得遠遠不能抵消腐敗的政治對國家富強的影響。

然而，中國的悲劇並不在於這些洋務學堂的華而不實，固守傳統的狹隘相伴著愛國的情結，使一些厚祿高位的官僚對洋務派恨入骨髓。這些人物，在「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對洋務派學習西方的做法紛持異議。更有甚者，當中國第一任駐外使節郭嵩燾在被人叫罵中出使、被人叫罵中回國，而不得不辭職還鄉時，他家鄉的士紳居然不讓他踏入縣境。頑固的想法，根源於對天朝大國禮義之邦的虛假的信心，以至於不能冷靜地對待現實的一切，讀史至此，又豈能不讓人廢書長歎！

三、留學的浪潮

1839年，一個紀念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小學「馬禮遜學堂」在澳門創立。兩年後，容閎進入這所學校學習。1847年，容閎隨校長布朗去美，進麻省芒松學校學習，並於1849年畢業。1850年，容閎入耶魯大學讀書。1854年，這個第一位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美國第一流大學的中國人，返回了他闊別8年之久的祖國。

抱著「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使古老的中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的願望，容閎東奔西走地尋找實現他理想的地方。1868年，他拜見了當時的江蘇巡撫丁日昌，正式提出了他的留學教育設想，即：由國家選派優秀青年出洋留學；開初可定為120人，分批每年派出，每批三十人；學生的年齡為12∼14歲；留學年限為15年。經過3年持續不懈地努力，這個留學教育設想終於在1870年得到曾國藩的認可。而容閎亦在曾國藩的鼎力支持下，於1871年上半年在上海設立留學預備學校，以選拔第一批留學生。1871年9月，曾國藩、李鴻章以容閎的設想為藍本，向同治皇帝奏請選派幼童赴美留學及具體辦法，得到批准。1872年夏天，容閎赴美籌辦留學事務所，負責留美學生的學習、生活及管理。8月，中國政府正式向美國派出了第一批包括詹天祐在內的30名官費留學生。之後又在1873、1874、1875年分別派出了第二、第三、第四批留美學生。這四批留學生的派遣，正式掀開了中國教育史上留學教育的篇章。

但出洋留學，一開始也不被人理解。由於聽信謠言，在容閎組織留美學生的時候，一些家長甚至不願意將自己的孩子送去留學。愚民無知，猶是小事，一些直接管理留學事務的官員，卻在那些留美的學生沒有把中文學習置於首位的借口下，認為即使這些人學成，也無所用於祖國。在這些官僚的鼓動下，1881年，清政府解散了在美的留學事務所，並分批將所派遣的留學生撤回。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有組織的留美活動，就這樣宣告結束。

甲午海戰失敗以後，留學作為一種更直接地接觸外國文化思想和科學技術的途徑，得到了政治家和民眾的認同。在那以後，留學教育出現了一次高潮。留學的國度，首先是日本，其次是歐美。

留學日本1896年，中國駐日公使裕庚派理事官呂賢笙到上海、蘇州一帶招收了13名學生，委託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組織人進行教育，這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由官方組織的留日學生。在這以後，日本作為學習西方資本主義而卓有成效地使自己強盛起來的國家，常常被中國的士大夫奉為模範。加上日本邊鄰中國，路近而費省，所以包括思想比較舊派的張之洞和思想比較激進的康有為等中國士大夫，都把向日本派遣留學生作為首選。在這種背景下，1898年8月2日，處在變法維新運動中的光緒皇帝，指示軍機處命令各省選拔講求時務、願意留學的人留學日本。雖然這個留學計劃因維新運動的失敗未能全面實施，但仍有一些地方按計劃向日本派遣了留學生。據記載，1898年有上海南洋公學選派6名學生留日，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也選派30名陸軍學生留日；1899年有天津頭等、二等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派遣12人，浙江求是中西書院派5人留日。

留日在二十世紀初達到高潮，並且對留日學生的管理也趨於規範化。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政府教育部對留學日本進行了更為細密的規定。在留日的浪潮影響下，官費和自費留學生人數盛況空前。據統計，1901年，在日留學生就達到了272人（其中3名女生）；從1906到1921年，留日學生在絕大多數年份裡都超過了2000人，其中1906、1907、1908年超過了5000人，最高的1906年達到了7283人。

留日學生對中國的最大貢獻，是加速了日本教育制度在中國的傳播，這其中，師範教育更是得到了極大關注。在此之外，由於遠在日本，清政府的政治壓力鞭長莫及，留日學生也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組織革命的極好對象。作為接受新思想的結果，留日學生中培養了一大批革命家和革命志士。其中如陳天華、黃興、魯迅等等，都曾是留日學生中的一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李大釗和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領導人陳獨秀，也是在日本時大量接受革命思想的。

留學美國 留美活動在清政府實行「新政」後逐漸復甦，這次留美活動最值一提的是由留學生自己組織起了許多留學生會，如1902年成立的美洲中國留學生會、1903年成立的中美中國留學生會等等。但第二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留學美國的行動，則是在1909年美國決定減少中國庚子賠款數額並招收中國留學生之後。為了組織這次留美活動，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了游美學務處，附設肄業館一所，負責考選留學生。這年8月，游美學務處招考了第一批留學生，錄取了47名，於同年10月赴美。在這批學生中，就有後來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這年9月，建游美肄業館於清華園，是為清華大學的前身。1910年8月，游美學務處招考了第二批留學生，共70名，其中包括趙元任、竺可楨、胡適等。1911年8月，第三批63名留美學生出洋。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政府教育部於1914年和1916年分別頒布了《經理美洲留學生事務暫行規程》和《管理留美學生事務規程》，使留學生的管理趨於規範化。據統計，1914年至1915年，中國在美的留學生達到了1248人，其中公派出國者為480人。 留學生多數選學工程科學、土木工程以及普通文科等實用學科。這一批人的留學，對在中國傳播美國的教育制度起了積極作用，其直接影響，就是近代中國第三次學制改革就是仿照美國的學制制定的。

留學歐洲 中國人留學歐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容閎組織留美學生時，1873年，沈葆楨、左宗棠等就奏請派遣福建船政學堂的學生赴英法兩國學習。但因經費不足，這項建議遲遲未得實施。1875年，曾任福建專政學堂監督的法國人普羅斯佩•日意格被派回國，為船政學堂購買機器設備，福建船政學堂選派了5名學生隨行考察。兩年後，福建船政學堂正式向英法派遣了26名留學生和4名技術工人。在這批學生中，就有後來聲名卓著的嚴復（宗光）。此後又於1881年、1886年、1897年向英、法、德派出了第二、第三、第四批留學生。

此外，1876年，李鴻章曾奏請派卞長勝等7人赴德國學習軍事技術。1896年，張之洞選派江南陸軍學堂、鐵路學堂、儲才學堂中40名學生往法國學習。二十世紀初期，留歐學生也逐漸增多，留學的國度包括英、法、德、俄、比利時等。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政府教育部於1913和1915年頒布了《經理歐洲留學生事務的暫行規程》和《管理留歐學生事務規程》，並於1919年3月設立留歐學生監督處，對留歐實行統一管理。

在留歐活動中，尤需提起的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1912年，李石曾、吳稚輝、汪精衛等人在法國建立「留法儉學會」，並在北京設立預備學校。不久，吳玉章等人發起四川儉學會。留法儉學會的設立，是為了通過勤工助學以達到擴大留學生範圍的目的。1915年，蔡元培等人又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於工作，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為宗旨。1916年，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人聯合法國人歐樂等成立「華法教育會」，主要是想運動法國退還庚子賠款、促進中法文化教育交流等。到1920年，赴法的勤工儉學生大約有2000人。在國內，到1919年，為留法勤工儉學而開設的預備學校也達到了20余所。雖然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但這次運動也為後來的中國革命培養和鍛煉了不少人才。其中如周恩來、徐特立、陳毅、李維漢、聶榮臻、蔡暢、向警予、蔡和森、趙世炎、鄧小平，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

近代留學教育，是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新事物，它不僅直接促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而且也促進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中國教育制度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換。雖然當時的一大批留學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國現代化誤解為全盤西化，但留學運動在思想啟蒙上的作用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四、學制改革的反覆（上）

歷史賦予了1898年以特別的任務，這一年，在總結過去50餘年學習西方的經驗和甲午海戰教訓的基礎上，一大批官方和非官方的知識分子，都把眼光放到了學制的改革上。伴隨著維新變法的準備、進行和失敗，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很多設想並進行了不少實踐。除變法本身外，至少有7件事值得注意：

第一、康有為第六次上書請求變法，其中請求設立學校局，管理全國學政，並請求京師立大學，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或海、陸、醫、律、師範各學，對學制改革進行了設想。第二、從1896年就在醞釀之中的京師大學堂正式設立，以孫家鼐為管學大臣，主持京師大學堂並管轄各省所設學堂。京師大學堂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辦學指導思想，以大、中、小學教育來結構學校模式，這一點為第一次學制改革所傚法。第三、張之洞著成《勸學篇》，大力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第四、康同薇發表《女學利弊說》，主張女子教育；由中國人自辦的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上海經正女塾正式開學。第五、光緒帝令改書院為學堂，省城的書院改為大學堂，郡城的改為中學堂，各州縣的改為小學堂；並令變通科舉章程。第六、光緒帝令選派學生留學日本。第七、京師大學堂在12月成立師範齋（北京師範大學前身），將師範教育提到國家教育部署的日程。

從既成的歷史反觀1898年的一切，可以說，那一年的許許多多思想和做法，都為隨後的學制改革做了理論與實踐上的準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下詔實行「新政」，令內外大臣就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等的變革，各抒己見。7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第一次會奏變法事宜，其中包括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科舉、獎勵遊學。9月，令各省書院改學堂。同月，山東巡撫袁世凱奏請開辦山東大學堂，以備齋（小學）、正齋（中學）和專齋（大學）的模式來結構學制。11月，袁世凱的這一想法被推廣到全國。1902年1月，清政府命張百熙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並著手制定學堂章程，先前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毀的京師大學堂從此恢復。8月15日，張百熙上《京師大學堂章程》，內容包括《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以及《蒙學堂章程》，候旨頒行。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壬寅學制》。

《壬寅學制》包括三段七級，即：第一段為蒙學堂、尋常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以及與高等小學堂平行的簡易實業學堂；第二段為中學堂以及與之平行的師範學校和中等實業學堂；第三段為高等學堂和大學預科、大學堂，以及與高等學堂和大學預科平行的師範館、仕學館和高等實業學堂。此外還有專門從事研究的大學院。從蒙學堂到大學堂共二十學年，除蒙學堂和中學堂四年外，其餘均為三年。以教育類型分，這套學制可以分為常規學校教育（從蒙學堂到大學院）、師範教育和實業教育。在這套學制系統中，沒有包含女子教育。

《壬寅學制》雖經頒布，但沒有完全實行。第二年，清政府又命張百熙、容慶、張之洞對之進行修訂。這次修訂，比較全面地貫徹了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904年1月13日），修訂後的學堂章程被奏行，通稱《癸卯學制》。

《癸卯學制》的基本格局如下：

這套學制在兩個方面對《壬寅學制》作了比較大的改動：首先是在京師專設總理學務大臣，管理全國學務；於各省城設立學務所，管理本省學務。從此，國家教育行政管理就從過去的京師大學堂兼管中分離了出來。其次是注意到了女子教育，但被包含在家庭教育中。

《癸卯學制》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時期。在1905∼1912年的七年中，它還有一些變動，其大要有：1905年令廢除科舉考試制，設立學部（相當於後來的教育部）。1906年重新釐定教育宗旨，為 「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1907年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女子小學堂章程》，但規定男女分校學習。1909年定學校畢業年限為完全科5年、簡易科4年和3年，次年一律改為4年；變通中學課程。1910年，學部頒布《簡易識字學塾章程》，學塾專為年長失學及貧寒子弟就學而設。

總的來說，第一次學制改革主要包括四個方面：釐定教育宗旨、廢除科舉、改革學校系統、建立國家教育行政機構。由於直接起草《壬寅學制》、《癸卯學制》的人都是當年留學日本的人，而《癸卯學制》的制定者之一張之洞又傾向於日本學制，加上當時日本學制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所以這一次改革的學制，充滿了日本的影響。雖然如此，這次改革畢竟代表了國家對新的教育制度的認可，它在促進中國教育近代化上的意義是不應小估的。

五、學制改革的反覆（下）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1]，設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總長。隨即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對前清的學校教育進行改造。《暫行辦法》規定：將過去的各類學堂一律改稱學校，其管理者一律稱為校長；初等小學中實行男女同校；廢除小學讀經；廢除清代頒布的所有教科書；等。

此外，教育部還通電各省大力興辦社會教育，宣傳革命事跡、國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尚武、實業等，而以公民的道德培養為主。「社會教育」的提法，即由此而來。

這年二月，蔡元培發表《新教育意見》一文，主張修訂清末學部所制定的教育宗旨，而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同月，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校，由嚴復任校長。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臨時教育會議，討論教育改革問題。9月，教育部公佈民國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並發佈了《學校系統令》，實行學制改革。同年及次年又公佈了其他一些學制改革令，以補充《學校系統令》。由於1912年為壬子年、1913年為癸丑年，故這套學制又稱《壬子癸丑學制》。

《壬子癸丑學制》的基本格局是：

同第一次學制改革相比，這次改革，除了教育宗旨的不同之外，在具體學校制度方面也有一些不同，其大者是：一、在分科大學中，廢除了經科大學。二、女子教育開始納入學制體系之中，有專門的女子高等小學、女子中學、女子師範和女子實業學校；三、整個學習年限降為18年；四、高等學堂被取消，附在大學預科內。

但是，第二次學制改革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封建復古勢力的干擾。1912年9月，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發佈《尊崇倫常文》，宣稱「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要求全國人民「恪循禮法」。10月，陳煥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孔教會，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兩月後，教育部批准孔教會立案，並示嘉獎。 又有王錫蕃等在濟南成立孔道會，推舉保皇黨人康有為為會長。第二年3月，康有為在上海創辦《不忍》雜誌，宣揚尊孔讀經。之後又有北京的孔社成立，亦以闡揚孔教為宗旨。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發佈《尊孔祀孔令》，恢復學校祀孔。之後梁啟超等人又上書請定孔教為國教。尊孔之聲，不絕於耳。鴉鴉之語，實符朕意。於是在1914年9月，袁大總統發佈《祭孔告令》，命每年9月28日中央與地方一律舉行祀孔典禮。12月，以教育總長湯化龍為首的教育部擬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大力提倡尊孔讀經。到了1915年1月，袁世凱再制訂出《教育綱要》，規定教育宗旨為「以道德教育為經，以實利教育、尚武教育為緯；以道德、實利、尚武教育為體，以實用主義為用」，並仿法、德兩國的學制，將小學校改為國民學校和預備學校兩種，將中學分為文科和實科兩種，且在中小學增加讀經課。2月，袁世凱再頒《教育要旨》，定教育宗旨為「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躁進」。這年7月，根據袁大總統的意思，教育部公佈《國民學校令》、《高等小學校令》，廢除了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行的《 小學校令》中關於初等小學、高等小學諸條文。12月，做了4年民國總統的袁世凱厭惡了「大總統」的位置，下令恢復帝制，改國號為「中華帝國」，以1916年為「洪憲」元年。次年1月，帝國教育部公佈《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高等小學校令施行細則》，將有關法令付諸實施。3月，迫於反袁的壓力，袁世凱不得不取消帝制。6月，袁世凱病死，被袁世凱搞混了的學制隨即廢除。

第二次學制改革是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學制中，過去的封建等級制教育被打破，資產階級的民主、平等思想也在學制系統中得到了貫徹。雖然這次學制系統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受到袁世凱等封建復古派的干擾，但它畢竟還是大大促進了教育平等化的進程。其中的女子教育和初小義務教育的規定，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尤不可沒。

六、改變中國的努力：傳教士和教會學校

用槍炮來改變中國，乃是近代才有的事，用福音來改變中國，卻有著一段漫長的歷史。

外國基督教傳教士進入中國的歷史，大約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也裡可溫教。但直到明代中後期，基督教才在中國形成氣勢。

明代教禁甚嚴，很遲才有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的記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耶穌會傳教士、西班牙人沙勿略到達廣州近地，開展傳教活動。這之後，就陸續有傳教士來華。萬歷六年（1578年），被稱為「沙勿略的合適繼承人」的范禮安來到中國。就是這個范禮安，意識到在古老的、飽受儒學影響的中國文化面前，「福音」的魅力實在有限的很，要使中國人皈依天主，得先使教士們中國化。這一認識影響了此後的許多傳教士，所以，當萬歷十一年（1583年）利瑪竇到達中國後，他講著中國話，讀著當時士人都讀的經書，並在12年後穿上了儒服，還試圖溝通基督教同中國文化特產「敬孔」和「祭祖」的關聯。甚至為了迎合中國人古今皆有的「處天之中」的想法，他甚至將地圖上的本初子午線移了位置，以讓中國處於地圖正中。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於是有一些中國士大夫，在利瑪竇的感召下，受洗為教徒。這當中，就有至今仍為人讚不絕口的徐光啟和李之藻。

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利瑪竇實在煞費心機。他一方面用西方製造的自鳴鐘、地圖等等打通政府官員的關節，另一方同徐光啟合譯了《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譯了《同文算指》、《圜容較義》等書，又命意大利人熊三拔與徐光啟合譯《泰西水法》，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吸引中國的士大夫。但事與願違，中國的士大夫除少數外，大多接受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卻沒有聽從天主的教誨。雖然如此，利瑪竇的後繼者們還是百折不撓地帶著《聖經》和科學技術來到中國，希望著有朝一日讓「主」來改變這個國家。其中如龍華民、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南懷仁等等，都是明清之際來華的這樣一類傳教士。

傳教士們帶來的福音雖未能改變中國人的靈魂，但他們帶來的西方文明，卻促進了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反省。作為這種反省的一種表現，就是明末清初實學思潮的產生。

1807年9月，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抵達澳門，隨即到了廣州。1818年，馬禮遜在馬六甲專門為中國人創辦了英華書院。1834年馬禮遜死後，次年馬禮遜教育會組建，不久又籌建馬禮遜學校。傳教士對近代中國教育的影響，由此拉開序幕。

同利瑪竇的傳教大有不同，1840年以後來華的傳教士，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無須獲得中國皇帝的恩准，就可以在當時被迫開放的地區居住。這些傳教士們，無需穿儒服，更無需去附和「敬孔」、「祭祖」的習俗，卻獲得了利瑪竇望塵莫及的傳教自由。

由於辦理教育無疑是傳教的好途徑，所以來華的傳教士們，對此都非常注意。1840年後的80年中，傳教士在華建立學校、設立教育組織機構、辦期刊、著書譯書、建立圖書出版機構等等，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贏得了不少信徒。這其中，學校是教會教育的主幹。

傳教士最早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多為初等教育。1860年前，這類學校的設置數量還比較有限，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合在一起，大約在90所左右。其中比較有名的有：1844年設立的寧波女塾（這是近代外人在華設立最早的女子學校）、1845年在寧波設立的崇信義塾（之江大學的前身）、1849 年在上海徐家匯設立的聖依納爵公學（1927年改為徐匯公學）等。 各學校的課程不完全相同，其中如寧波女塾為《聖經》、中文、算術以及縫紉、刺繡等。

18世紀60年代以後，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在各條約中加入了允許傳教士在內地自由傳教的條文，傳教士就由最初的五口通商城市湧入內地。到1875年，全國的教會學校就達到了800所，93％為小學性質。其中如1871年設於武昌的文氏學堂（華中大學的前身）、設於蘇州的存養書院（東吳大學前身）等。尤值一提的是山東登州的蒙養學堂。這所學校是由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在1864年設立的，初設時只有6名學生，到1873年，已招學生85人。這一年，狄考文又在學堂內添設相當中學程度的「正齋」，使這個學堂成了包含小學和中學兩級的學校。1876年，正式將學堂定名為文會館。後來的齊魯大學，就是由此學校演變而來的。

1877年，在華基督教徒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傳教士大會。在這個會上，狄考文對那種只重視傳教而忽視教育建設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強調要用教育來培養當地牧師、教會學校教師、具有西方科學和藝術知識的中國人材等。這個意見為與會的大多數傳教士所贊同，並作為正式文件印發。會上，狄考文等人又發起了基督教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組織編寫小學教材。

觀念的變化，直接帶來了學校的變化。在此之後，一批教育程度較高的教會學校開始出現。如1879年美國聖公會施約瑟主教在上海設立的聖約翰書院，就先後設文理學部、神學部、醫學部和預科。1888年，聖公會教士卜舫濟繼任書院院長，又注重英語和自然科學。此外還有1888年美國長老會在廣州設立的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美以美會在北京設立的匯文書院（後與潞河書院合併。為燕京大學前身）、美國基督教士在南京設立基督書院（後與南京益智書院合併。為金陵大學前身）等，其教育程度都有很大提高。

1890年，在華基督教傳教士第二次大會在上海舉行，會上，狄考文再次強調教會學校建立的真正意圖不僅僅為傳播福音，而且也在於給學生以智慧和品德訓練，使其成為社會上和教會中有影響的人物，成為一般民眾的教師和其他方面的領袖。在這次發言中，狄考文還強調了高等教育對培養傳教士的價值。

狄考文的意見顯然得到了貫徹。在此之後，一大批教會高等學校開始出現。聖約翰書院也在1890年增設了大學部。其他大學如：由通州潞河書院改成的華北協和大學、由北京匯文書院改成的匯文大學，等等。至二十世紀前二十年，中國基督教已經擁有包括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等在內的十幾所大學。

第二次基督教傳教士大會還有另一項成果，就是把1877年成立的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改組為中國教育會（又稱中華教育會），以「探求及研究中國教育事業，加強從事教學工作人員教授上的互助」為目標。1915年，這個教育會改名為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它是基督教教會學校的協調、管理機構，在基督教教會學校的有序發展上產生過重要作用。

基督教還有其他一些類型的學校，如師範學校、職業學校等。在基督教之外，還有天主教辦理的一些學校，如上海震旦學院（1930年改稱震旦大學）、天津工商大學等。

傳教士在通過辦理學校擴大宗教的影響外，還有一些傳教士則通過管理中國自辦的學校或在其中任教師來傳教。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有丁韙良（曾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傅蘭雅（曾任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教習）、林樂知（曾任上海廣方言館教習）等等。

教會學校是近代中國教育的一個特殊成分，儘管傳教士辦理學校的主導目的在於傳教，但由於這些學校（尤其是其中的新教基督教學校）在辦學方式、教學內容等方面都不同於中國傳統的學校，並且非常重視女子教育，所以它在中國教育的近代化上，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因此，對近代教會學校，我們不能一概以「帝國主義侵略教育」視之。

七、新學制的確立

1915年4月，一個以「體察國內教育情況，並應世界趨勢，討論全國教育事宜，共同進行」為宗旨的全國性教育研究組織──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天津成立，會上分組對小學教育、師範教育、中學及女子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社會教育、教育行政諸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在這次會上，湖南省教育會提交了《改革學校系統案》，對《壬子癸丑學制》提出了尖銳批評，主張全面改革當時的學制，並提出了具體的設想。這個議案後來雖未實行，但卻把對現行學制的改革提到了人們面前。

1918年12月，教育部公佈教育調查會規程，並於次年3月成立了教育調查會，以調查和審議教育上的重要事項。4月，調查會開會討論關於教育宗旨等十項議案，其中提出將教育宗旨改為「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同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山西舉行第五次年會，會上對「廢止教育宗旨，宣佈教育本義」、「改革女學校制度」等議案進行了討論。第二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又在山西舉行了第六次年會，這次年會提出了24個議案。其中的改革學校系統案，在1921年10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七次年會上得到了進一步討論，並被提交到教育部。提案得到了教育界和社會有關專家的熱烈討論，廣州還進行了實驗。

1922年9月，教育部召開全國學制會議，將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提交的學制改革案作了修改，並請同年10月在濟南舉行的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進行討論。11月1日，經大總統簽署命令，《學校系統改革案》正式頒發。這套學制通稱為「新學制」或《壬戌學制》，由於在普通教育上採用了美國式的「六三三」分段法，故又稱「六三三學制」。

新學制的基本格局是：  

這次改革同以往有很大不同，其大者約有：首先，它沒有設定教育宗旨，而只公佈了七條標準：「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於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因此，這個改革案比較突出地體現了教育家們按照教育的本義設置學校的想法。其次，它明確地以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來劃分教育程度，加強了各階段教育間的聯繫。第三，加強了中學教育，將它分為初級和高級兩段。第四，學制中沒有區別男女教育，默認了男女同校同班並享受高等教育的做法。第五，在附則中，還特別強調了「注重天才教育」和「注意殘廢教育」。第六，縮短了學制。第七，「六三三」劃段是根據兒童心理發展特點來設計的。第八，學制是仿照美國而設計的，與前兩次主要仿照日本亦有不同，其中強調平民教育、強調個性發展等等，更是體現了當時風行美國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潮的影響。

1923年，教育部又公佈了新的中小學課程標準。大略是：小學設國語、公用藝術、形象藝術、社會科、自然園藝科、體育。初中設社會（含公民、歷史、地理）、言文（國語、外國語）、算學、自然、藝術（圖畫、手工、音樂）、體育（生理衛生、體育）六科，實行學分制， 修滿180分方可畢業。高中分普通科和職業科，普通科又分兩組，一組為文學和社會科學，一組為數學和自然科學，各科各組再分公共必修課、分科選修課、純粹選修課，修滿150分畢業。

這個學制在後來又進行了一些修改，最大的改變就是在1928年公佈了「三民主義」教育宗旨。但總的來說，這個學制奠定了日後中國學校發展的基礎。

近代中國多災多難，近代中國的教育也多災多難。1840年以後，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直接興辦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學校，再到建立新型的國家教育制度，中國的教育在炮火與戰亂中經歷著變化，在西方各種教育觀念的衝擊和滲透下緩緩地發展。雖然步履維艱，但畢竟還是從封建的堡壘中走了出來。建立更為先進的教育制度，探索更為先進的教育方法，是近代教育先驅留給後人的任務，生斯世者，又將如何才能回報他們的艱難探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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